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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14个亚信会成员国和多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共同探讨中国产业扶贫经验对全球贫困治理和亚信会成员国的启示，本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精神，推动减贫与发展合作，共同探讨亚洲乃至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

这项工作不仅已经运行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50]而且具有较为完备的制度建构和程序规则，[51]且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和进步。自近代宪法诞生时期，立法权的性质与归属、组织与运行，便是任何一部成文宪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观念上的嬗变流转和制度上的深刻变迁，既指向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态，也反映其完善和发展过程。宪法位居整个法律体系金字塔的顶点，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总依据、总源头。立法性实施由此成为宪法实施的首要环节和重要路径，在我国多渠道、多方式、多主体[47]的宪法实施体制机制中具有基础性和主渠道的意义。在立法实践中，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有着不同的情况。[32]同样，宪法精神应当是宪法的灵魂与根性，是支撑宪法生成、发展与实施的观念基石，贯穿于宪法文本的始终以及立宪和行宪的全过程，浓缩着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时代精神、发展愿景，体现着一个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观念共识，形塑着一部宪法和整个法律体系的根本气质、整体形象、基本特征。

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3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第（2）项中的违章指挥是出于故意，而第（3）项中的不加制止则可能是出于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

然而，我国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判定逻辑并不符合这一要求。[110]张文、杜宇：《刑法视域中类型化方法的初步考察》，《中外法学》2002年第4期，第423-424页。[11]其后，在1975年的新刑法中，德国更是废除了犯罪种类三分法，仅规定了重罪和轻罪，有必要将违警罪升格为犯罪者保留，其余的违警行为改由《德国违反秩序法》调整。违反国家之行政利益，实质上，与对国家机关为可罚行为同，均属法之侵害，因而秩序罚之秩序违反行为，与其他刑事犯，性质上不能谓非一致。

因此，行政处罚同样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平衡自由与效率的有责性判断方法。很明显，这是自相矛盾的。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只有行政相对人有意作出的行为，才具有非难可能性。（二）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的法益同质性更为深层的佐证是，行政处罚与刑罚所要保护的法益也是相同的。参见丁学良：《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第77页。参见城仲模：《奥国行政罚制度析论》，《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77年第2期，第123页注[13]。

[102]〔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同时，立法者通过行政法规定各种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类型，也表达了对此类行为的否定和谴责，给公众提供了行为指引，警示不得实施此类行为，从而能将公众行为规范在社会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或最低标准之内，起到抑制违法的作用。理论界普遍认为：《行政处罚法》是一部规范国家机关，主要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基本法律;[98]它以基本法形式规范了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99]并居于统领地位，是一种总则性规范。（2）在违法性上，如中国证监会在苏州市信托投资公司案中认为：你操纵‘东大阿派股价……影响了证券市场价格，制造证券市场假象，诱导或者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秩序……[57]与上述处罚决定不同，该文书在判断模型上更为丰富，除了该当性比对之外，还较为罕见地涉及了违法性评价，认为违法行为侵害了行政管理秩序。

[107]〔美〕安·兰德：《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江怡等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参见翁岳生：《奥国行政手续法之研究》，《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1976年自印版，第293-298页。

（三）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的基本内容承认方法论交叉借鉴的合理性，并不等于说要比附一个已经充满诟病的错误理论。就行政法而言，没有与法益相对应的概念，行政法规往往是为了确保行政权的实施，是为了维护公权力机关的利益，法益逻辑在行政处罚中难以成立。

[118]行政法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只有在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时，违法性才能被阻却。另一方面，由于具有处罚功能的违法性判断在司法审查之前是由行政机关自己拿捏的，因而，我们亦需在已经建构好的行政法益上，添加一个具有明确性的、可以规避自我裁判的约束机制。[85]除此之外，行政处罚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如下方面：1.在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上，与刑罚不同的是，行政机关面临更为严峻的实质法治的挑战。[64]王界凯：《行政处罚规范化问题浅议》，《求实》1991年第9期，第34页。相较而言，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在司法判决中更为细致，效仿刑法学的痕迹也更为明显。

我国台湾地区公法学界也习惯采用刑法学方法处理行政处罚案件。该法第7条第1项规定了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

[127]而确定事实数量的标准实际上只有一个，即该行为符合多少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39]黄明儒：《行政犯比较研究——以行政犯的立法与性质为视点》，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3、110-111页。

[8]以詹姆斯·古德施密特（James Goldschmidt）、艾里克·沃尔夫（Erik Wolf）等为代表。实践中，能够对量罚活动产生影响的成立要件要素包括违法性和有责性两个方面：在违法性中，作为判断违法与否的行政法益，在以是否遭到损害的形式完成违法性判断的定性问题之后，同样可以根据其遭到多大程度的损害的形式，为量罚活动提供参照。

时下，行政法学界除了围绕《行政处罚法》修改开展一些讨论之外，并没有过多的基础性研究，与域外行政法学研究成就相去甚远。[110]与刑法学类似，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模型化研究也是一种类型化的思维模式。[92]这种认识，至今犹有影响。[44]韩忠谟：《行政犯之法律性质及其理论基础》，《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80年第1期，第28页。

类似地，如果相对人行为既有该当构成要件，也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但在主观上却不存在故意或过失，那么，该行为同样也会因为欠缺有责性要件而可避免行政处罚权的非难。因此，期间穿插进来的1996年《行政处罚法》，虽然被定位为行政处罚的基本法，但在中国大陆，《行政处罚法》却难当这一角色，其往往被预设成一种所有其他行政处罚立法的‘依据角色，而不是抽象化的总则。

因此，模型化成立要件的首要作用，在于向行政机关提供了一个区分罚与不罚的法律标准。（3）在有责性上，如广州市天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梁启正案中认为：综合考虑当事人……无主观故意且其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等从轻情形，我局拟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58]在该案中，行政机关对相对人主观过错进行了评价，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法》的要求。

（三）行政处罚权实体规范化的实现将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模型化，还具有限制行政处罚权、保障人权的积极作用。[22]沈岚：《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的演变——以违警罚法的去刑法化为视角》，《政法论坛》2011年第4期，第183-184。

[75]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5年秋季卷，第198页。因此，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中，实质判断只能屈居第二位阶，其主要角色是否定违法性，检讨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是否存有违法性阻却情形。但按其情节，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由于构成要件严格限定了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客观范围，只有在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能予以行政处罚，因而构成要件的该当性是依法行政原则得以实现的有效保障，进而也对公民权利和自由具有重要意义。

这表现为：（1）法益观念的抽象化。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主题上，我国行政法学界早期所作出的努力，似有东施效颦之嫌，应当予以摒弃。

[108]〔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版，第103页。形式违法性将违法性定格在违反国家规范层面上，违法性就是违反法规范。

[59]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或者对正常运行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有关主管部门指出后，拒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但是，由于彼时奥地利行政处罚成立要件散见于各类法之中，缺乏统一性法典，因而该国宪法委员会最终还是决定附加此项内容，并排列于第一编第1条至第22条之中。